学习强国——坚持“正确义利观” 共同建设好“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是在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时，由中国提出的国际性发展建设倡议。“一带一路”倡议聚焦于经济贸易、基础设施的投资合作和建设，旨在带动中国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推动全球经济的继续复苏。从2013年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倡议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沿线国家也纷纷参与到倡议的建设中。

共建“一带一路”多层次发展，实现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得到沿线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认同。

在当代国际外交中，坚持“正确义利观”是对新时代中国的国际关系的全新解读。在“一带一路”未来的建设发展中，坚持“正确义利观”，进一步增进国际社会的认可度，切实为沿线国家及人民实现更多的经济效益。

坚持“正确义利观”，力求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坚持“正确义利观”，是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非洲三国期间首次提出的。同年10月，习主席在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处理对外关系要“找到利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坚持正确义利观”。而在2014年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

“义利之辩”是中国伦理学思想中的一个核心命题，“重义轻利”“舍生取义”“以义制利”，体现了历代思想家对“义”与“利”的理性思考，正确的义利观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伦理思想，以重义轻利为基础，是立身处世的终极追求，是每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道德准则。因此，坚持“正确义利观”，就是在国际交往中要讲求道义和公平正义，而不是只追求利益。多重视对方所关切，坚持以道义为先，力求在外交中达到平衡，实现参与各方的诉求和目标，方能达到实现共同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目的。

国际国内双支点，“正确义利观”方落实。在坚持“正确义利观”的过程中，仍然需要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作为支点。

国际上，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要义利兼顾。2014年7月，习主席在韩国首尔大学演讲时提出：“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一带一路”沿线涉及的国家众多，地域广阔，资源丰富。国与国的经济之间存在很大的互补性。通过经济贸易往来和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国家经济、区域经济发展与稳定是沿线国家人民的期许。同时，与欧洲经贸、金融等方面的合作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义利兼顾”，促进多方面、多层次合作与发展，挖掘更深层次的潜力，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实现合作共赢需主张义利平衡。当今世界格局是在二战之后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建立而成的，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缺陷，缺乏对发展中国家的关注。“一带一路”倡议主张“义利平衡”，关注沿线发展中国家之关切，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推动沿线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同时，“一带一路”也兼顾与欧洲等发达国家的合作与共赢，推动全球经济平衡发展。

推进全球格局新变化需坚持以义为先。“一带一路”的黄金法则是“共商、共建、共享”，基于该法则，则是要使得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包容、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以义为先”贯穿始终。目前，全球格局风起云涌，英国脱欧、“美国第一”等单边主义抬头，这无疑对世界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不确定性。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促进世界经济继续发展的中国方案，并没有以中国自身的利益为核心，而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同繁荣。这正体现出“以义为先”的价值观念。

国内方面，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提高“走出去”企业的整体素质是关键。

第一，中国企业要尊重当地的法律制度和社会习俗。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由于经济规模爆发式扩大，也掩盖了一些发展中的问题。对于中国的企业而言，粗犷式的发展模式形成了思维上的惯性，因而在国家合作中，中国企业往往并不能适应东道国的法律制度和社会习俗。因而，“走出去”的企业要兼顾与当地政府、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等政府、机构处理好关系，更要尊重当地的社会风俗，分配好相关的经营利益。切实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

第二，中国企业要树立起政治、经济风险意识。“一带一路”沿线涉及国家众多，其中国家体制、经济贫富都存在差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中国企业要建立起相关的政治风险、区域风险、经济风险的评估体系，争取做到有效风险预警，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推动项目建设实施，实现经济效益最优化。

习近平主席在倡导中国外交的新“义利观”建设时指出：要找到利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坚持正确义利观，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因此，“义”“利”二者的关系是不能分开的。坚持“正确义利观”，满足中国和东道国国家共同的“利”，才能有助于优化、净化、升华当代国际关系，有利于巩固深化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实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经济效益最大化。

学习强国——汇聚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文明力量

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明确指出：“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的确，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为人类社会带来希望与机遇的同时，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人类社会面临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等多重危机，危机背后是价值冲突、文化冲突。因此，积极开展亚洲及世界各国文明的平等对话、交流互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文明智慧与思想力量，应当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关键是形成人类共同价值，即以人类主体的共同需要为基础形成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实践。这就需要遵循文明的规则与秩序，沿着文明的大道，遵循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规律，正确处理好人类共同价值与国家价值、区域价值、个体价值之间的关系，广泛开展跨国界、跨时空、跨文明的交往活动，从价值共识上建立起文化互鉴互通的观念。“和羹之美，在于合异”。璀璨的亚洲文明，是亚洲地区人民千百年来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积淀、交流、创造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制度文明的结晶，凝聚着亚洲地区人民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为世界文明提供了多种选择，为世界文明发展史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人类文明因亚洲而更加绚烂多姿。面对人类命运的共同挑战，作为亚洲文明内核的亚洲价值，无疑对人类如何发展的生存之道提供了新思想、新方向和新启迪。亚洲价值必须与亚洲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及其具体处境相配套，必须与亚洲人民追求和平安宁、共同繁荣、开放融通的发展需要相呼应，这也是亚洲文明交流和互鉴的共同基础，是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

作为亚洲文明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明悠久而弥新，守正而博大，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日新月异、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道，体现了儒家关于文明沟通的原则。恕道的宽容，强调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承认并尊重他人的自主性，是化解冲突和矛盾的良好方式，为文明的互鉴对话创造了空间、条件和智慧。仁道强调关爱与克己，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仅仅局限于血缘关系，它可以推广到整个人类社会，最终包含整个自然万物。人不光自身有“欲立”“欲达”的愿景，也要尊重别人有“欲立”“欲达”的愿景，这是积极的文化程序和心灵表达，以主动的态度和行为去立人和达人。中国传统文化中恕道与仁道等文明智慧与思想资源，对于型塑中华文明的为人取向和兼蓄并包特质起到了重要作用。从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无不证明着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姹紫嫣红的壮美盛景。

习近平主席高度概括和凝练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特点。“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我们知道，文明是文化的历史积淀, 而文化则是文明的外在表现，是人们在创造文明过程中形成的生活方式。文明的力量在于使民族精神得以传承、凝聚、升华及永续发展。中华文明是中华优秀文化的升华，其蕴含的处世之道、价值导向、精神气质、生存理念等，不仅是我们中国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资源，是亚洲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培育当代民众优良心性秩序、解决人类发展难题、谋求天下大同也有重要参考价值。比如，中华儒家关于仁、义、礼、智、信的“五常”理念，已深深镌刻在中华大地的风土建筑、人伦日用、寻常巷陌之中。据杜维明先生研究，在明清两代“五常”思想也传播至包括越南在内的东亚社会。越南的陈、黎、阮三朝、韩国的李朝、日本的德川幕府时期皆是儒学大盛之时。儒家的核心价值、伦理规范在塑造东亚人的天下观、人生观、身心观方面贡献出了重要而独特的思想智慧和人文价值。通过文明对话和互鉴，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不仅有利于中华民族、亚洲社会宝贵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及制度文明的形塑、丰富、传播和弘扬，有利于消弭全球化进程中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及发展赤字，也是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借鉴和贡献;不仅为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资源，也为建构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新的精神力量和思想资源。

共同体是人类存在的社会条件，社会各种形式的共同体，构成社会的人存在的基本内容。迈向命运共同体，最重要的是直面共同体存在的问题，而共同体的重点在于公共性问题。公共性凸显人的社会性。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可以理解为不同类型共同体变迁中公共性的培育、生成与发展。公共性是共同体发展的核心内容，也是衡量共同体发展程度最重要的尺度。近年来，逆全球化、保护主义、极端主义、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分裂主义等思潮在全球弥漫，世界秩序规则规范面临被颠覆、被解构、被蹂躏的困境和危机，全球范围内公共性问题日益凸显，涉及到经济、政治、法律、科学、技术、治理、文化等各个方面多个领域，也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

当代社会的公共性问题，对中国来说，有内部的公共性和外部的公共性。所谓内部的公共性，主要指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的公共性问题。我们国内各个区域、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所要处理的各种关系，都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的公共性问题。面对内部公共性问题，习近平主席提出要“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其中包括：全面小康社会同心圆，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拧成一股绳，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军民团结同心圆，所谓“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政党合作同心圆，把政治底线这个圆心固守住，包容的多样性半径越长，画出的同心圆就越大;民族团结同心圆，使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光荣传统代代相传，筑牢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的铜墙铁壁;网上网下形成同心圆，让网络空间成为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民族复兴同心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全体中国人共同的梦想。这六个同心圆，体现家国一体，局部与整体协调，层层递进，交往交流交融，汇聚成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文化基础和价值力量。

所谓外部的共同体，主要指与其他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是各民族国家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两国或多国之间的合作关系，中国所参与的上海合作组织、“一带一路”倡议、“两廊一圈”“欧亚经济联盟”等，都有形成某种意义共同体发展的愿景和主张。亚洲命运共同体，主要针对亚洲文明面临的关键时期及其共同责任，进行治国理政方面的交流，开展各个文明之间的对话，探寻并引导亚洲文明发展的方向。从最终目的讲，我们要建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最大范围的全球共同体，目的在于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就需要世界各国人民同心协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相互启迪，群芳竞艳。习近平主席指出，世界各国人民应该秉持“天下一家”理念，张开怀抱，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

对共同体而言，最重要的是共谋发展。“面对重重挑战和道道难关，我们必须攥紧发展这把钥匙。唯有发展，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唯有发展，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唯有发展，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要使发展成为自觉的行动和实践，就需要有一条条一道道连接的纽带和桥梁。文明平台搭建、文明氛围塑造、关涉主体精神生活品质和理想追求的文化程序及文化价值的自觉成为关键所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应当遵循的共同发展观，具有公共性的根本特征，可称之为以人为本、公共主义的协调发展观，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发展理念上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通过文明对话、交流与互鉴，摒弃傲慢和偏见，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和谐共生;通过文明对话、交流与互鉴，用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成为文化自觉的文明人;通过文明、交流与互鉴，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垒，开放包容，兼收并蓄，保持文明发展的旺盛生命力;通过文明对话、交流与互鉴，顺时应势、与时偕行、推陈出新，不断创造出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明成果。这些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力量之源和文化之基。梁启超先生曾言：“文化者，人类的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期望通过文明对话，同心合力，汇聚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之光，把人类带向希望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