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开始试点工作，如:逐步扩大企业自主权;把一部分中央和省、自治区直属企业下放给城市管理;实行政企分开;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等。四川省较早地于1978年10月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不久，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扩权改革的企业迅速增加。过去那种企业只按计划生产，不了解市场需要，不关心产品销路和赢利亏损的状况得到初步扭转。在企业扩权试点和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影响下，不少企业还围绕国家与企业、企业与职工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实行经济责任制，试行厂长负责制，克服企业吃国家“大锅饭”和企业内部吃“大锅饭”的现象。经济责任制很快在工业企业中得到推广。这一时期，就业制度的改革也成效显著。在劳动就业问题上，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多年形成的对劳动力统包统配、动员城镇待业青年上山下乡的做法，制定了“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发展生产，广开就业门路”的方针，调整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扶持集体经济，允许个体经营，创办劳动服务公司，拓宽就业渠道。从而初步解决了多年积累的知识青年就业问题，也为进一步改善所有制结构、形成新的就业制度奠定了良好基础。

随着改革的推进，对外开放开始有重大突破。创办经济特区为实行对外开放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听了广东省委负责人关于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和侨乡汕头开办出口加工区的建议，当即表示:还是办特区好，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划出一定的地区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和港澳商人的投资场所。两个多月后，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给以更多的自主权，扩大对外贸易，同时决定在深圳、珠海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将“出口特区”改名为“经济特区”，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在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大军的艰苦努力下，深圳、珠海这样往日落后的边陲小镇、荒滩渔村，不过四年工夫，就变成了高楼矗立、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成为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的前沿地区。

改革起步的几年间，新事物接踵涌现。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逐步展开。从1978年到1982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3%，这是在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趋于协调的情况下取得的较高的发展速度。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

拨乱反正任务胜利完成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拨乱反正全面展开。经过十年内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假错案和建国以来的历史遗留问题堆积如山，所涉及的范围之广、难度之大前所未有。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有条不紊地进行工作，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

拨乱反正，最重要的是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为了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精力集中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一方面对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进行认真清理，一方面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作出科学评价，使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后，能够坚定地沿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前进。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后，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党中央重新对这个问题作了阐述。1979年3月，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当然，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缩小或夸大了，都要犯严重的错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党进一步清理了作为“文化大革命”基本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出这个理论是错误的，应当停止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