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读了《论语宪问篇》第2章，主要记载了孔子对诸候、大夫的评说，对德行、才干、修身等方面论述。孔子提出“见利思义”的义利观点和作为君子必须具备的哪些品德的论述，明确揭示了“仁”的特征是造福社会和民众。本篇两次提及管仲的“仁”就是阐述这个观点。

第一次提到管仲。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路认为“齐桓公逼死公子纠，召忽随之自杀，但管仲却没有自杀。管仲不能算是仁人”，孔子却提出齐桓公多次不用武力对付各诸侯国，避免杀戮，都是管仲的作用。这就是他的仁德。孔子认为判别是否“仁”，不能仅凭一时一事断定，齐桓公杀公子纠，管仲不自杀虽不忠，但与“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的仁德相比是小事，管仲小事上虽不忠，但大事上却不乏仁德，所以孔子认为管仲是仁德的。

第二次提及管仲。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子贡认为管仲不是仁德的人，桓公杀公子纠，管仲不为主人去死，反而做了齐桓公的宰相。孔子却认为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统一匡正了天下，老百姓到现在还享受着它的好处。没有管仲，我们恐怕还要披头散发穿左开襟的衣服了。他怎么会像小老百姓那样守着小信小节，自杀在小山沟里也不让人知道呢。”

这两处，子贡与子路有同样的疑问，怀疑管仲的仁德。而孔子对管仲的认识则是从大处着眼，而不是拘泥于小事。管仲之仁就是要有大局观，把社稷和百姓的事情放在最前面的重要位置，而不是以自己的情感为主导，像某些文人志士选择逃避自杀等，仁者则不同，就像管仲一样。管仲重大节，识大体，最大的仁德在于造福人民，而不必像匹夫匹妇那样斤斤计较于小节，自杀于沟渠。那个时代是不会有太多人会赞同像管仲这种做法的人，很多都会意气用事，所以子贡才会向孔子提出这个问题。当自己的意见建议或者利益与集体的有冲突时，是否能从大局出发。从此篇可见孔子极其重视为国家、为人民建功立业，所以孔子称赞管仲，这才是真正儒家精神：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的情怀，舍小我，为大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