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等文中引用

解读

“民心”问题，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是一个根本问题。《管子》中的这句话，正道出民心与执政相辅相成的关系。习近平同志一再强调，要“以百姓之心为心”，切身体会民心所向、民瘼所在、民生疾苦。在理论上鲜明提出、在实践中明确要求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我们党根本的政治优势所在。翻开90多年来的奋斗史，正因党旗上始终铭刻“人民”二字，我们党才获得了深厚的土壤与不竭的动力。从推出淮海战役胜利的手推车，到白山黑水间“我为祖国献石油”的激情;从“大包干”契约上按下红手印，到“汶川一代”“鸟巢一代”展现的公民意识，人民成为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动力之本和智慧之源。今天，面对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我们必须再接再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原典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

宝也。

[春秋]管子《管子·牧民·四顺》

释义

《管子》是战国时齐稷下学者托名管仲所作，其中《牧民》《形势》《权修》《乘马》等篇存有管仲遗说。《牧民》篇讲的就是对人的管理，其中《四顺》是从人心向背来论述治理之道的。

管子指出，政权的成败在于人心的顺逆，政令能够推行，在于顺应民心;政令所以废弛，在于违逆民心。接着列举了民之“四恶”与“四欲”提出从其“四欲”则亲，行其“四恶”则叛的论断，主张要“四顺”。所谓“四恶”，即“恶忧劳”“恶贫贱”“恶危坠”“恶灭绝”。管子对人性分析得十分透彻，他看到了百姓厌恶忧患劳苦、贫困低贱、危险灾祸、家族灭绝，而渴望“佚乐”“富贵”“存安”“生育”。管子认为，牧民”之道在于“四顺”，即顺应百姓的这四种愿望，使其安逸快乐、富足显贵、生存安定、生育繁息。能满足百姓的“四欲”，疏远的人会自动亲近归附:若使百姓陷入“四恶”的境地，亲近的人也会背叛逃离。管子的思想在当代仍具有启迪意义。管理者应在明了下属何“恶”何"欲”基础上顺应人心，才能形成良好管理机制。

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

《摆脱贫困·干部的基本功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等文中引用

解读

人生在世，难免会遇到种种困难。放在整个社会，困难群众的比例可能不大;但具体到一个人、一个家庭，困难就是100%的困难。所以，对于社会治理者，要让群众安居乐业，最需要的就是解决好群众切身的困难。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大后第一次会见中外记者时，就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包括“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等等。“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如果只是嘴上说为民服务，在行动上却不能察其疾苦，如果只是在文件上写着民生为怀，在政策制定中却不能惠及民生，那就不能体察民瘼所在、民忧所系，就只会口惠而实不至，何谈安民治政?遑论赢得民心?只要我们把民众的疾苦了解到、处理好，“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只要我们能真正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的周围就能吸引和凝聚起干百万大众，汇聚起建设国家、复兴民族的强大力量。

原典

窃闻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然尚有一事为民病者，带征钱粮是也。所谓带征者，将累年拖欠，搭配分数，与同见年钱粮，一并催征也。......况今考成法行，公私积贮，颇有赢余，即蠲此积逋，于国赋初无所损，而令膏泽洽乎黎庶，颂声溢于寰宇，民心固结，邦本辑宁，久安长治之道，计无便于此者，伏乞圣裁施行。

-〔明]张居正《请獨积逋以安民生疏》

释义

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是对明朝张居正"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一语的化用。致:达到，实现。要:关键。其意为:实现国家安定的关键，就在于使百姓安居乐业;而要让百姓安居乐业，就必须体察他们的疾苦。张居正的这一观点

继承并发展了儒家民本主义思想。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向明神宗上《请蠲积逋以安民生疏》奏请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带征钱粮，对于百姓积欠的部分不再追究。蠲(juan):除去，免除。积逋(bu):累欠的钱粮。带征钱粮“将累年拖欠，搭配分数，与同见年钱粮，一并催征”.而百姓即使遇上丰年，收获的粮食也仅够交纳当年的钱粮;如遇上灾年，当年必然无法足额交纳。而征收钱粮的人为了向朝廷交差，“往往将见年所征那(nu6)作带征之数，名为完旧欠，实则减新收也”。如此年复一年，百姓所欠的钱粮就越来越多，终将无法承受。张居正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只需交足当年应交之数，不再补交过往年份的积欠。这样既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亦减轻了连带而来的吏治弊病。并称“久安长治之道，计无便于此者”